朋友，对我们来说，档案工作已不是一个陌生的领域，大家也都知道档案的历史几乎与我们民族的文明史一样长。古人云：“大道衰而有书，利害萌而有契”。这里的“契”，便是最早的档案了。夏、商的巫和史，西周的太史，以及后来秦、汉的史官，自然是早期的档案工作者。当然，旧社会的档案，其实只供特权阶层享用，而时代发展到今天，档案工作的服务对象已是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包括每一个像我们一样普普通通的人。

几年前，我选择了这项事业。最初只是出于神秘和好奇。“档案”这两个字，对于那时的我来说，是神奇而庄严的，但并不知其含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工作学习的深入，逐渐揭开了它神秘的外壳，充分向我展示了它的内核。我震惊于这项事业的博大精深和意义的深远，同时，也痛心于整个社会档案意识的淡薄。

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深入发展，档案法规的不断完善，社会档案意识有所提高，但“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现象还依然存在。几年来，我曾在县档案馆负责档案管理和利用接待，也从事过全县档案业务指导及档案行政执法工作。我深知，县档案馆保存的一卷一册都凝聚着老一辈档案工作者的心血，全县档案事业发展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各行各业专兼职档案工作者年复一年默默无闻的耕耘和无私的奉献。工作中，我亲眼目睹过有多少个单位或家庭，为争一块地皮而找不到真实的凭证而着急，甚至上拆到法庭；又有多少下岗职工为办理社保和买断工龄而找不到自己的原始档案而烦恼；也不知有多少单位领导为处理工作上的问题找不到某份规定性文件而措手不及……

可我在工作中又亲身经历过，这些在某些人眼中无足轻重的纸张，在记录你的过去，伴随你一生，书写一个城市，再现一个乡村。这里仅举几例：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有多少人为平反冤假错案忧虑而苦闷的来到档案馆，每一个来者都寄希望于此，渴望当他们迈出档案馆大门时，也就是洗清他们冤情之际。当时，在档案馆工作人员不辞辛苦、耐心细致的工作下，记录在案的一个个冤假错案迅速得到平反，党的各项政策得到落实。当时的满腹惆怅已荡然无存，留给我们的是无尽的感激和笑容。

1999年5月的一天，庆阳农场土地科的两名同志顶着大雨来到县档案馆，查找1971年尚志亚布力林业局修建森林铁路时占用农场土地的协议书，目的是要解决森铁拆除双方土地所有权归属问题。事隔30年，当事人都已退休或不在，又查无证据，究竟占用多少？外界在哪？经过半年多时间的争执，双方各持己见，可谁也无法确定。几乎绝望的情况下，县土地局的同志把他们介绍到县档案馆。县档案馆的同志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查找也没有找到，他们失望的走了。可档案馆的同志并没有忘记此事，有时间就继续查，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档案馆的同志在鉴定1966-1979年短期档案时，在1971年县革委31号卷中发现了《关于亚布力林业局修建森林铁路占用土地的请示》，同时附有双方1971年5月11日签订的《协议书》和省革委农牧局的批复。我们立即与他们取得联系，当他们看到协议，如同雪中送炭、绝路逢生，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他们说，我们怎么也没有想到你们对一个查档者如此负责。我们看到他们感激的目光和满意的微笑，工作的疲惫在此刻荡然无存，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感油然而生，可能这就是对我们“兰台”工作者一种最好的精神补偿和回报吧。

孙顺学大妈家住延寿县原平安乡。孙大妈在抗美援朝时参军，在部队当护士。抗美援朝结束回国后自愿回家务农，近几年听说国家有文件对抗美援朝老军人提高了待遇。孙大妈为此多次找过乡政府、县卫生局及民政部门，要求提高待遇。但是，经过多方面查找无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孙大妈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无法落实政策，此事也就耽搁下来了。

2001年孙大妈又来上访。4月19日，县卫生局负责人事的同志正为此事而烦恼的时候，在县政府院内偶遇档案馆的同志，并提起此事，档案馆的同志马上将其领到档案馆帮助查找，果真在走、死、逃、亡干部档案中找到了此人由部队转回的档案，一切都一清二楚了。县档案馆为其开据了证明，拿到民政部门问题很快得到解决，党和国家对老军人的政策在孙大妈身上得到了落实。孙大妈激动得热泪盈眶，县卫生局的负责同志也如释重负。他们说，真没有想到50年后的今天，孙大妈的档案在县档案馆找到了。

这样的事例，我无法一一列举，但面对这一桩桩